缅怀我敬爱的父亲、好大夫，我国老一辈神经精神病学家粟宗华教授

（逝世50周年纪念祭）

粟秀初

夜深人静，我父亲（1904~1970）还在 我父用国内资料编写的国内第一本中文版

灯下学习（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精神病学概论”专著（1951中华书局出版）

我父1932年毕业于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 (原上海医学院前身、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二期,随即被选送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脑系科临床进修，1935年获奖学金年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进行临床精神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学深造，着重学习国内急需的国外先进临床诊疗技术（如临床神经精神病学、电休克、胰岛素休克、脑电图检查、脑瘤、脑外伤和额叶白质切除手术等），同时也在国际名刊上发表过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1938年回国后，积极开展和推广在国外所学到的全部先进诊疗技术，用疗效来提高国内人们对神经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信心，同时先后组建了原上海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上海市华山医院）神经精神科、上海市私立虹桥疗养院精神科、上海市市立精神病防治院和上海市中华神经精神病科学会等医学实体，不断加强和加快国内专业人员培训和临床科研工作，还自费创办了“上海精神医学”季刊和内部发行全国，力求尽快地赶上国外的先进医疗水平。

他系中共党员，历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内科助教、神经精神科讲师、教授和主任，上海市私立虹桥疗养院精神科主任，上海市市立精神病防治院院长，上海市中华神经精神病科学会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国家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编委和上海市市立精神病防治院院党委委员等职务。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市立精神病防治院和上海市医务系统先进工作者。“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0-08-13日病逝于上海市，1978年已予彻底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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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爱的父亲、老师和校友，我国老辈神经精神病学家粟宗华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他是带着未能亲眼目睹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更加繁荣富强，没有亲身体念到他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早年艰难创业、上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全上海市精神科大联合而亲手创建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和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同行们誉为上海模式的精神病社区防治网业绩，在国内率先开创精神病病人的药物（氯丙嗪）和临床心理治疗等多项新兴工作的飞跃发展和日见成效的遗憾，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再也不能为他一直热爱的祖国和我国神经精神病学宏伟事业继续做贡献的遗憾，于1970年8月13日英年（66岁）早逝而无奈地离开了我们。我敬爱的父亲，您可知道，有您生前很多熟悉的领导，一起工作过的战友们和同行们，以及您的学生和尚未来得及与您相见的众多晚辈们，都常在深深地怀念着你，时刻地赞喻你是为我国神经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的奠基和发展作过较多贡献并卓有成效的好党员、好老师、好大夫、好战友，确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好耪样。我敬爱的父亲，您在天之灵一定会倍感欣慰了！我谨在此代表您和全家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敬爱的父亲，您真不愧是我们的好父亲、好老师，您虽离开我们已50个年头了，但您那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医术、凡事精益求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对病人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的真诚爱心、严以律已和宽以待人的处世哲理、平易近人的风度和慈祥的音容笑貌，确永远深深地扎根在我和您子孙后代们的心坎里。

回忆在上世纪40 年代中期,人们正处在对神经精神病学不理解、难学、疗法少、疗效差和风险大的低谷中,是您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把我引进到这个神秘、难学、工作难度较大和诸待开发的神经精神病学领域里。只要有机会，您就有意地带我去家访被铁链长期锁在家中的一些慢性衰退的精神病病人、与家人闹得死去活来致使全家不得安宁和经常容易走失的各类痴呆病人、中风不语半身不遂和生活极度艰难的脑血管病病人、治疗不当不断抽搐发作甚至痴呆和失能的癫痫病人、以及大面积感染性压疮的横贯性脊髓炎截瘫病人等重症病人；还要求我利用周末、周日和寒暑假期间，到您科室里跟班护理和见习诊疗工作，进一步深化我为病人服务的感情，并再三叮嘱我们要善待每一位神经精神病病人。通过病人及其家属的身心苦难和对医生期望的现场教育，为我大学毕业后决心从事神经病科临床工作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在我大学学生时代，我还记得您经常结合一些具体病人的病情对我说：神经精神科病人的病历可以说是用血和泪谱写而成的, 也可以说是病人和家人的一部共同血泪史。特别是对那些危重而又缺乏有效治疗的神经精神科病人来说，所受的痛苦和折磨就远比其他疾病多得多，给家人带来精神上、生活上、人力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和舆论压力也不是一般人难能马上理解得了的。大家都知道，把一个精神不正常、智力有缺陷和言行不便的病人单独留在家里是多么不安全，也是容易发生意外和危险的；为此必需留人照顾，因而上班的不能去上班，上学的不能去上学，花钱请人照顾又谈何容易，因病致贫或再贫的家庭常有发生，真是一人得病全家该死，家庭悲剧常间有所闻。您又说：我们做医生的除了应该给他们更多一点关爱，多尽一点责任，呼吁全社会多给他们一点帮助，多分担一点他们的具体困难以外；同时还要主动地深入临床第一线，细致地观察病情，及时而正确地处理好每一位病人的诊疗康复事宜，努力学习好先进的诊疗技术，不断地总结临床经验，使自己成为一个良医而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庸医，尽力争取让更多的病人病而不残、残而不废或少废一点，让更多病人获得生活生存质量的提高、重返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机会，给我上了一堂深刻而又终身难忘的医德教育课，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并作为我一生的行医座右铭。

我敬爱的父亲，您在工作中经常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年轻医生们说：神经精神科科病人的病史陈诉是口供，应仔细听取，但绝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应用暗示性或诱导性问话来搞“逼供讯”，同时还要进行细致的神经和精神检查以及有关的实验室辅助检查，也就是找致病的证据，力求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只有收集到准确的病史（口供）和相应一致的体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证据），才能作出正确的病情判断和临床诊疗。 因此，您在百忙中还手把手地教给了我不少神经和精神检查的好技巧和神经系统病变定位诊断的好方法，指导我开展脑脊液离心沉渣和结核杆菌电泳涂片检查法等临检工作，使我和我的学生以及我学生的学生至今仍受益匪浅。

我敬爱的父亲，您那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和乐于助人的胸怀使我永远难以忘怀。您经常毫不犹豫地为经济困难的病人、在校学生和您周围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解囊相助，不留名更不图后报，并戏言这是“取之于民用于民”和绝不值得宣扬。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当我父亲得知同学们正在进行卖血活动为患重症肺结核的上医解剖科X主任教授筹款购买当时刚刚问世不久的链霉素高价进口药而的消息后，立即让我以同学会的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X院长送去现金支票，并申明如果不够以后随时再补,并再三嘱咐同学们以后不要搞这样有损自身健康和学习的卖血活动了。再解放前的上海市中华医学会，由于缺少活动经费致使很多重要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很难及时召开和派人参与,我父亲只要知道就及时捐款并发动学会同仁们一起鼎力相助。当我父亲知道其科内X医生已申请到留学美国深造的机会,由于缺少路费和生活费而难于成行时，就为其代购了船票、给予了一定数量的前期生活费，并协助申请了奖学金，及时解除了他留学深造的后顾之忧，为其以后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他外出会诊所得诊费从不独拿而悉数作为科里困难户的补助金。但在家里，要为他添置一点衣物或家用物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在需要也只能选便宜的买，一日三餐也只是粗茶淡饭，从不提过多过高要求。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市华山医院三位年轻神经精神科科大夫联名撰写了一篇长文，大势批判我父美国老师麦尔心身医学在国内的流毒及其主编出版的《精神病学概论》一书，并迫使我父承认自己“反动”“反人民的罪行”，违心地臭骂自己一顿。该文在《健康报》上全版刊登后对当时全国精神医学界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也对我父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父面对学术上与自己严重对立的同行晚辈，甚至蛮横打过自己的下属职工，在他以后当院长期间仍能宽容以待。其中一位X医生事后在其“怀念恩师粟宗华”一文中深情实意地写道：“这是以后我深为愧疚的事，粟老不但十分宽怀地原谅了我,还热情地邀请我和X医生同来由他创建的医院工作，并受到了器重与得到了支持。粟老这种爱护后辈的仁厚精神,令我极为感动。总之,没有当年恩师粟老对我的爱护、培育,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纪念粟老时,我除了深感粟老对我的厚恩外,内心也有一种难以消除的愧疚”。 显示我父的为人处世厚爱晚辈的高贵品德和阔达胸怀，也一直受到同行们的极好赞誉。

我敬爱的父亲也满腔热忱地关心国家大事。据我所知的，如隐名地通过上医学生会给被当时蒋介石特务打伤住院和被捕入狱的参与上海市“520”学运的上医同学送钱送物和积极参加营救工作，通过我上医同班姚X期同学（解放后的公开身份为当时中共上医地下党支部书记）多批次地给苏南、苏北游击区解放军输送急需的消毒、麻醉和消炎等药品，抗美援朝初期主动捐款1300余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40位一般职工的一月总工资）并动员院内其他同事们捐款供政府购买飞机和大炮之用，解放初期我父鉴于政府经济比较困难而主动申请降薪，并将私车一辆上交其任职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公用，自己改坐公交车上下班。临终前又向组织提出将其个人上海闹市独门独院的花园房产，全部存款和家具捐献给由他亲手创建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发展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基金和基地之用（后由我们子女代办了捐献法律公证手续）。 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无陆茂法同志解放后的撰文披露（原件已上交我父原工作单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存档），我们全家还真不知道我父在上海市解放前夕，胆敢冒着以全家身价性命为赌局私下参与了，将当时被蒋介石钦点追杀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民主人士隐藏在虹桥疗养院自己精神科病房里的营救工作，如果不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及时周密安排其后果可想而知，今日回想确实后怕。

我敬爱的父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走到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和不知名的地方。但请您放心，并向您保证，我们会把您一心为党为公为人民的崇高品德、为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兴旺和我国神经精神科医学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永远铭记在我们后辈的心坎里，把您创建的医学事业继承好完成好并不断有所发展和前进。

我敬爱的父亲，您给了您的子女很多很多，但做子女的我们给您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少。由于大家所共知的原因，你重病期间作为医生的我也未能尽到床前照护您的应尽职责而倍感内疚。假如真有来世央求您再做我一次父亲，好吧！最后请您在天国里多加保重和一路走好。

参考文献：

1、王祖承主编。粟宗华百年诞辰纪念集。上海科学出版社。2005年。

2、王祖承。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先驱者--粟宗华。2000。上海精神医学。12(增刊号）：1~6。

3、贾谊诚。怀念恩师粟宗华。粟宗华百年诞辰纪念集。79~81页。2005年。上海科学出版社。

4、陆茂法。张澜、罗隆基虹桥脱险。上海滩、1991年第三期。

（2020-08-13日于西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