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医路的老师们（一）

我生于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山东省立医院知名医生，小时候生活在山东省立医院家属院。幼年时期恰逢中国处于贫穷积弱的年代，科技兴国的目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并没有想过医生这个行业。怀揣着科技兴国的理想，我完成了自己的小学课程，正当要进入初中的时候，无奈命途多舛，文革爆发，全面停课，我不得不暂时终止学业。终于等到1969年第一次复课，我才得以进入中学再次学习。但是天不遂人愿，学校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课堂与知识，有的只是无尽的学工学农、批判教师，就这样过了不到两年，我便被分配到了服务公司，一年之后又调到山东省中医院的中药房抓药。

在药房抓药期间，接触了许多山东省中医院老一辈的中医大家，他们医术精湛，却因为文革的原因被安排到药房进行劳动改造。虽然是劳动改造的身份，他们却对中药的炮制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其中有一位西学中的前辈，对于《伤寒论》极有兴趣，398条条文倒背如流，且对其内涵有许多深刻的见的。这些老先生遇到请教中医问题的后辈便会极为高兴，耐心详细地讲解自己的看法。长期耳濡目染之下，这些老先生不因处境变化而降低的要求、不因身份变化而丧失的气节、不因环境恶劣而丢失的学习与传承等品格，成为了我心中中医人必备的品格。受到这样多的中医大家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将中医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在药房一干就是七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在药房从事抓药工作的自己利用空余时间突击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我进行了一些考虑，这几年一直在抓药，学到了不少中药知识，而且在这些中医大家的影响下，对于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所以最终选择了山东中医学院学习中医。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我如愿地考进了山东中医学院。在随后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在学习之余，也在不断进行着中医实践。同学发烧了，同学腹泻了，自己主动开方子帮同学熬药，……就在这一次次的实践中，自己的临床能力得到了锻炼，而且在同学口中赢得了乐于助人的赞誉。

毕业之后，我便进入了山东省中医院的内科进行工作，后因为用雾化合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方法，申请国家中医药局青年基金会课题成功，所以自己被调去了肺病科，在肺病科我用中医药为主的方法，抢救了很多的哮喘重度发作病人、很多慢阻肺重症、很多自发性气胸的病人及各种呼吸科疑难及重症患者，大多都获得了成功。之后的1988年夏天，接触、并用中医药治愈了第一位间质性肺炎患者，而从此一发不可阻挡，治疗了来自全省、全国各地数千多间质性肺疾病患者。在一次次的成功中，我变得越来越自信，而且自己的医术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地提升，获得了些许成就，而这离不开以下老师们的指导和教诲。

我中医路的第一位老师，就在我儿时生活的小院儿。一位中医老先生，他是山东省立医院第一任中医科主任~刘天章先生。小学三年级的夏天，脖子后面上长疮，还没有破溃，奇痛无比（俗称对口疮）。刘老先生给我的处方是早上不说话，用口水涂抹。三天以后，竟得到痊愈。这个小院儿当时住的都是省立医院的著名教授，从他们那里听到刘爷爷的神奇故事。眼科教授尹珂讲，难治性的青光眼，疼痛难忍，西药效果不好，刘爷爷的处方是最便宜的黄大茶，没有想到的是竟然痊愈。血液科教授徐功力讲，一位重症再障，高热不退，没有药物可以控制，生命垂危 。刘先生的处方非常独特，中药汤剂用活黄鳝鱼做药引。也是没有想到，一周后，患者退烧出院，状况良好。刘先生擅长妇科。西医治疗困难的难产，死胎不下，每每奏效。使得在省立医院实习的山东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赵树理教授二十多年后还记忆忧新。

我的中医路的第二位老师，人数具多，那时候是1970到1978年。在山东省中医院药剂科做中药调剂工作。其间有机会和韦继贤、杜德吾、陈文孝、胡玉书、吴天章、赵震京诸多老师学习，他们都是山东省著名中医药专家。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对中药材的识别、加工，有效的临床协定处方、制剂处方制备、解析，有了深刻的认识。那时间，只要瞄一眼调配好的中药，便可说出这个处方处于是哪位名家之手。叶执中老大夫的甘麦大枣汤，常加百合、钩藤、莲子心、枸杞子、大青盐，五颜六色；李庭玉老师的温热药量大、药味极多，附子、油桂、良姜、红豆蔻、炮干姜，几乎全用；刘惠民院长处方比较大，药味多，名贵药材多；韦继贤院长的薏米仁、芡实米、淮山药、云苓片、莲子肉、用药平和等等。这对我的后来行医的成绩，是无可代替的铺垫。

第三位老师是我的山东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们，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中药、方剂、内科；解剖、病理、药理、生物、西医内科等等。教材是油印版，但老师讲课的场景，刻印在脑子里，至今还在眼前。特别是最后一年的毕业实习，掌握了一个临床医学生，所需要的一切。很多都是现在医学院校的学生，没有机会亲手操作的。特别感谢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培养了我。（未完待续）